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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米》到《平原》悲观不厌世的“写史者”

时间:2020-11-18 20:28来源:毕业论文
摘要:在毕飞宇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对文革这一历史情有独钟,从《玉米》到《平原》,毕飞宇不断地书写历史,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寓于寓言形式的历史中,在叙述中展现中国社会的

摘要:在毕飞宇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对“文革”这一历史情有独钟,从《玉米》到《平原》,毕飞宇不断地书写历史,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寓于寓言形式的历史中,在叙述中展现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探究人性自我价值迷失的原因,寻求民族的“救世良方”。59748

毕业论文关键词:毕飞宇;“文革”;“写史者”

Abstract: Work in the new century, Bi Feiyu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oft spot of history, from the < Three Sisters > to <Plain>, Bi Feiyu constantly writing history, the daily life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allegory resides in the people, in the narrative sho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lost self-worth of human nature to seek the nation's “salvation recipe”.

Key words: Bi Feiyu;the Cultural Revolution;Write history

在毕飞宇精彩纷呈的大作中大多都以“文革”这一历史为背景,可以这样说,“文革历史”贯穿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毕飞宇自己也曾坦承:“严格地说,我的书写对象至今没有脱离文革。我指的是大的路子,不能拘泥于具体的作品。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创作中,有关文革的部分更能体现我的写作。”【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毕飞宇这一鲜明的文学创作特点,致使其不断地将“文革”这一历史背景频繁地出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从其1991年发表的中篇处女作《孤岛》开始,到屡屡获奖的《哺乳期的女人》、《玉米》,再到2005年的最新长篇力作《平原》,在这十多年的创作中,毕飞宇“转了几个弯”,从形而上的历史追问转向世俗的都市感伤,最后落脚于文革农村的书写,体裁的嬗变却没有改变毕飞宇对“史”的钟情,这些力作无一不见证了毕飞宇对“史”的迷恋,写“史”的野心。他以小说为媒介缅怀历史,找寻历史,在不断的回头一望中追寻历史的踪迹。

一、探寻“文革历史”的踪迹

正如毕飞宇在作品中所言:“历史这玩意儿偶发因素实在是太多,只要哪儿出了点问题可能就完全走样儿了。历史无所谓必然,所谓必然在事情发生之后。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你无法知道历史‘必然’要往哪里行走。”【2】(P26)毕飞宇对“历史”的书写热情从未停止过,几乎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从《孤岛》开始开创了书写“历史”的开端,在自己所营造的“历史”情境中,展现其寓言式的追问和对“历史”的思考,及至两千年以后《玉米》和《平原》等作品的创作,显示了毕飞宇一如既往地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对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书写热情。“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论文网,我踏实了许多。”【3】(P1)他是在一个大的时代历史的背景中来写一个村庄的变迁史,他在虚拟的历史时空中关注人的发展、历史的进程,其意图不外是想要通过对实际生活做出历史的思考,毕飞宇试图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探索创建人类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因此,他将整个中国社会作出寓言式的表达,王家庄其实就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它谱写了一段特殊时代的乡村“民间史”。

穿梭于历史的是现世社会,然穿梭于现世社会的却又是历史,二者不断相互勾连,因此现世社会与历史虽具有差异性,但不可避免地存有相似性,毕飞宇正是以文革下的王家庄为写作背景,用生活化的场景取代疏远宏大的历史背景,借助动乱的时代特征来描写人物异化的个体行为、展现人物尖锐的思想冲突,对历史进行反讽和调侃,从人物生存的挣扎反思“文革”毒瘤,因此,他更多地是展现“文革”进入日常生活之后的细枝末节,“文革”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是如何走近平民百姓的每日三餐和婚丧嫁娶。小说《玉米》所讲述的是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王家三姐妹身上的故事,乡村少女的她们也如常人一样,从小就有干不完的家务,唯一不同的便是有个做“村支书”的父亲,生活稍比旁人富裕、地位也自然拔高了一筹罢了,然而命运的突变也是从王连方的失势开始,姐妹们从前的地位不再,甚至于还低了旁人一等,而村民的残忍性也是从这时以毫不掩饰的方式展现。在王家庄,是不存在个人隐私和空间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下,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权利意识所形成的产物,个人、集体、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这种意识所缠绕。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一个特殊年代更是充斥在柴米油盐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集体的无意识”使他们在王连方任职时利用职务之便睡女人村人无人不知却未遭到任何人的反抗,在王连方下马之后,村民的丑陋的嘴脸才暴露,他们对女性的贫弱非但没有怜悯之心,相反却加以利用,私自打开“飞在天上的”彭国梁的信件,全村人都知道了彭国粱对玉米的责问“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4】(P64),而玉秀则在众村民的强暴中成为人人可上的尿壶、茅缸,就连强势如男人的吴蔓玲被混世魔王睡了之后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男人与牲畜异形同性,玉米、玉秀、吴蔓玲以及王家庄的众多妇女们,一直成为男性性掠夺的对象,正如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形象的固有设定,“情分千金难敌胸脯四两”,女性对于男性而言,只是情欲的宣泄口,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女人是男人随时可以利用的、抛弃的。因此从玉米、玉秀到玉秧,三人的人生经历即使有了十年左右的“空窗期”,但是师范院校内施行的男性霸权却与王支书奉行的“禁令”、郭副主任推崇的“专制”并无二样,“文革”虽已结束,但中国大地依旧笼罩在冰冷与残酷之中。毕飞宇力图用其尖锐的笔触讲述了中国社会曾经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隐晦地揭露当时政治上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论证了“一场灾难有多长”这一母题。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男性权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上的“绝对统治”致使男性对女性由内而外的绝对占有,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赢得女人,女性却通过男人征服世界,这就是女性命运的可悲之处,女性的命运虽说是被掌握在“历史”的手中,实际上却被掌握在男性手上,何其嘲讽,可以这样说,男性是造成女性的悲剧直接因素,却也是女性重获“新生”的唯一手段。 从《玉米》到《平原》悲观不厌世的“写史者”: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65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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