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莺莺
莺莺是一个贵族少女，她知书达礼，矜持庄重，洁身自爱。她爱张生就敢于大胆地违抗礼教，并付出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情感。但她又是始终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尊严，不把自己变成张生的附属品。她与张生从相爱到离异，始终都是站在与张生平等的位置上的。她宁愿忍受感情的伤害，也不放弃自尊去向张生乞求爱怜。在莺莺身上所体现的思想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仁”，她不以曾经有过的“终始之盟”来要挟张生遵守。当遭到抛弃时，她又是那么高贵和自尊，始终保持着内心的自我尊严, 不向对方乞求哀怜，保持着完备的人格尊严。
“女性主义研究曾把传统女性分为四种经典类型：（1）祭品、牺牲者；（2）妖女、荡妇、女魔；（3）贞女、女巫、疯子；（4）地母、母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非是其中的变体。”［9］可是却很难将崔莺莺进行归类，似乎是处于边缘地带。有人提出“崔莺莺这一美丽的形象不仅符合当时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要求，更是中国完美女性的代表，是一个具有普遍美学意义的女性形象。”［10］后来者为其不惜将传奇移植、改写、改编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传奇产生之前的女性形象，或是如屈原创造的“湘夫人”、曹植创造的“洛神”一类，虽有“女儿身”却没有女性主体；或是以“妲己”、“赵飞燕”等人为代表的总让帝王误国、男人遭难的“祸水”。唐代是真正纵情的时代，言传心声，辞达情意，因而文学是主情的。而传奇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人们的内心灵魂，并寄予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如果我们把唐代爱情传奇中的《莺莺传》塑造的莺莺形象与前面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她身上呈现出的封建社会女性某些现实的情感体验、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及更为曲折细腻的情感历程：崔莺莺初见张生时，是“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4］，表明崔莺莺十分矜持，对生命与自我道德有着敏锐的防范心理。大家闺秀的教养和封建礼教中女性行为规则的制约，使得她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在和张生第一次见面时，崔莺莺非常勉强，“久之，辞疾”［4］，而且在与张生首次约会时崔莺莺还对张生进行了一番训斥；接着，崔莺莺在张生“试为喻情以乱” ［4］与红娘的联合诱引下初次萌生的爱情的力量，使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至于“自荐枕席”；后张生始乱终弃，崔莺莺愁弄凄恻，“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4］，却“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4］，连挽留的话都没有，足见崔莺莺的绝望之情。在经历被遗弃的痛苦之后，她只好委身他人。作品生动细致地展示了温柔痴情的崔莺莺私恋的情感变化历程。总之，崔莺莺形象具备了较为完整复杂的情感世界，较之“意象符号”类和“祸水”类女性形象是一大进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人物世界。然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古今中外传统的女性性别特征，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另一方面它又逐渐演变为天经地义的女性性别内容。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觉来解读元稹塑造的崔莺莺形象，就会发现她身上存在着许多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固定的性别角色内容，诸如美丽、善良、纯洁、温柔、痴情、专一等等。
按照常理，在礼教甚严的封建社会，莺莺的行为无疑是应该并且会受到非议的。孟子曾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11］可是具体到莺莺身上，事情仿佛发生了改变。起初，莺莺的母亲因受张生之恩，迫使莺莺出来相见。尽管不情愿，但知恩图报，莺莺还是遵奉母命。但席间未置一词，有着女子的矜持。后来张生以诗挑之，莺莺也以诗作答，应该说此时两人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意的。莺莺的可亲近处也在于她并未一压抑自己的感情，至于见到张生后的数落，正是一个旧时女子所应有的举动，她的内心处于矛盾之中，青春女子追求爱情幸福的“本我”和面对现实的“自我”在激烈的斗争着，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正是其心中波澜起伏的呈现，但凡思想不是太古板者都会理解这位怀春少女的。最终，在“情”与“理”的交锋中，感情占了上风。几天后，红娘捧莺莺而至，虽自荐寝席，却“终夕无一言”。可以说，即使这时候，莺莺的内心也还是极不平静的。可是，既然动心了就予以行动，全心全意地付出，其情深可见。 《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形象分析(4):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1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