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侧重从地方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如张祝平指出农村庙会能够为乡村民众提供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乡村民众的审美需求以及满足乡村民众对知识文化的需求等功能。[15]张东蕴指出农村庙会的主要功能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促进功能（可以细化为娱乐功能、社会交往功能等）和居民个体的心理慰藉功能，而潜功能则为庙会娱乐活动的重要性使得传统民间艺术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3]49林晓平通过对客家庙会的研究，指出庙会具有对历史的缅怀与记忆、对民俗的展示与传承、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平衡调节人们的心理、提供娱乐及休闲时机以及促进货物交流与商品流通的功能。[21]李永菊指出庙会具有传播各种信息和商业贸易等的正显功能，挥霍浪费、废时失业和滋生事端等反显功能，提供精神慰藉、化解困惑、实现平等以及生活的调节剂和安全阀等正隐功能和对社会秩序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等反隐功能等。[22]

4．有关庙会影响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庙会组织在文化影响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作为地方的文化资本。刘晓春的研究指出“许多民间庙会已经被地方政府发明为一种具有文化资本意义的文化遗产。”[22]贾滕指出“政府力图淡化庙会与神的关系，着力使庙会文化由‘神文化’向‘人文化’复归”，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地方特色庙会能够突破地域限制。[13]王建光指出“庙会文化及其所依托的名刹古寺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凭其文化积淀而把一个地区及其风土人情推介到国内外。”[20]张祝平指出“庙会作为中华民族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全球化时代也是不断滋养和塑造其地方性、民俗性以及民族性的过程，是一个关于地方性知识逐步被接纳和融入到更为强大和更具理性化的文化系统之中的过程。”[24]

5．关于乡村精英的行动策略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其自身特有的行动策略。马小华认为讨论乡村精英的行动策略必须首先区分村庄记忆变强或变弱的两个趋势，接下来才能讨论其行动策略。即“在村庄传统话语渐弱、村庄承载物影响渐微、村庄记忆的影响力势危下村庄精英的行动策略；以及在村庄传统回归、传统因素复原、村庄记忆度趋强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的行动轨迹。”[25]汪艳瑜和陈静玮通过对公共事务中的不同阶级的表现的研究，指出在公共事务中，乡村精英会更积极地出钱出力，并且对自己在活动中的地位有积极的评价：“要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办不成的话，那村里人也肯定觉得我们根本就是在闹着玩的。”[26]沈彦君则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情况的研究，总结出乡村精英所采用的行动策略有“以身作则，获得支持”和“充分利用村庄公共空间，发挥舆论作用”等。[27] 张鹏鹏通过对村干部这一特殊的乡村精英的研究，发现“他们在进行行动策略的选择时不仅要从人情关系方面进行考虑，也要从理性关系方面进行考虑。”[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