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宗教人士和“白修德”为代表的国际“救助者”
当中国人民身处生命荒漠之中时,外国主教们和白修德最初的目的都不是要拯救中国人民,一个本来是要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一个最初的目的只是要在大灾荒中找些可写的东西。但后来,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灾难中的人们,尽管这种帮助或是不经意间或是微乎其微的,却给了饥荒中的百姓以生的希望,使百姓暂时摆脱了死神的魔爪,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了生存与死亡。战争是残酷的,是政治家争夺土地与资源的游戏,平民却是无辜的,他们精神上忍受着被侵略者杀戮的恐惧,身体上还要接受饥荒的惩罚。这个时候本应该有所作为的当权者们,却躲在战争的大后方,在一片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你侬我侬中,乞求着美国的援助,幻想着战争结束之后继续绞杀“共匪”,最终难民们被彻底遗忘了,被当权者们赶进了不得不死的绝望境地。这时,白修德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可以以外国人的身份为难民们做些什么,好让水深火热之中的他们活着。于是,人道主义的光辉便开始显现,记者们开始写下有关难民们的“死亡笔记”,传教士们不再进行精神侵略,而是堂堂正正地当了一回“耶稣”。“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1]
他们作为一个形象整体出现,并不是作者要描述的重点,而是为了和国民政府方面形成对照,面对灾难中人们,本该有所作为的国民政府却始终是无视和遮掩,为了免受国际指责而采取了救灾行动,但最终还是抛弃了身处水火之中的人们,把人们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白修德这一人物典型。他游走于中国,多次亲临灾区,看到了比灾害本身更残酷的真相,诸如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他的见解也许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但毕竟他是作者进入那段历史、接近历史真实的途径之一。
(三)以“蒋委员长”等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方面
这一形象整体本应是灾难中的人们的唯一希望和救星,可是面对置身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他们非但无所作为对灾区民众的横征暴敛也是毫不放松;他们关注的更多地是诸如“甘地绝食”、“邱吉尔感冒”等国际变化和动态,对于灾区民众受灾严重及灾区的种种残酷情形,他们是一再的遮掩,唯恐这种事情传出去会有损中国形象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作者对于这一形象整体有的最多的是讽刺和批判,这其中也饱含了作者对合理、有序的权利运行机制的渴望和期盼。这一形象整体的代表就是蒋介石,他也是作者给予较多嘲讽和批判的一个人物。“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1]正像蒋的下属说的那样:“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对大饥荒置若罔闻的目的,无非是想争取美国的援助,建立更为稳固的盟友关系,打败日本侵略者,继续自己的独裁统治,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与初衷相反的,美国人正在失去对他的信任。“‘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当费正清来到中国,与国共两党高层接触和交流后也得出了相似的判断: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2]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们其实也是难民,没有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担忧,但面临的是逐渐失去权力的恐慌,面临的是来自同盟美国的质疑,面临的是国际社会的孤立无援,等待他们的是被历史与正义地彻底放逐,最终他们被流放到了台湾,在政治的博弈中,自己饿死了自己。 论刘震云小说《温故1942》的文学价值(3):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3802.html